首先，法院開宗明義判決原告所指稱兩造曾前往「○○○○KTV」觀看影片，嗣後發生被告性騷擾原告行為一事屬實。在此一部分，法院除認為對被告有利兩位證人所提出之證言較不具證據外，並對原告所提出之各項相關證據，均給予相當有利之考量。舉例而言，原告所出示之消費明細表及影片「辣手情魔」影碟片之封底介紹等，均被法院認為是兩人確曾往該處消費之證據。至於被告是否確有在包廂內以手觸摸原告肩部、大腿及胸部之性騷擾情事，法院亦認為除原告所撰日記可供佐證外，她對同事及其他友人有關此一事件之相關陳述，亦堪屬足以採信。此外，被告雖指稱原告如在包廂內遭到性騷擾後，未能完全脫離現場，而卻在該KTV大廳逗留近兩小時，嗣後又同被告至○○○餐廳用餐一事。顯屬違背常理，但法院亦加以反駁，而認為原告以被告為其上司，基於職務上升遷之顧忌而未逕行離去之舉，在社會上亦屬所在多有，並不足據此即認定當時無發生性騷擾行為之可能。總之，法院認為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之規定，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雖然在本案中並無在場證人可提供直接證據，但仍應斟酌間接證據及情況證據，本於推理作用，來形成心證認定事實。而法院根據本案此類證據及兩造之陳述，認定原告有關兩造案發當日行程之陳述均為真實，而被告確有對原告從事朱經其同意，且已達於不受其歡迎之性騷擾行為。
　　其次，就有關原告根據民法第十九條及第一九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，謂求非財產上損害賠償新台幣四十萬元之部分，法院則是在認定性騷擾行為確實發生後，主要以保護人格權法益之論點加以切入，而做出部分有利於原告之判決。根據法院之見解，對人格尊嚴及人格價值之保護益趨周密一事，已屬世界潮流，而人格權之內容，應做擴張之詮釋，無論是精神、道德或經濟層面，凡與生存及生活不可分離者均屬之，其範圍包括生命、身體、名譽、自由、姓名、身份及能力等，而有關身體權之保護，自包含有身體不受外界具有性意味之侵擾，無論加害人係以言詞或身體接觸為之。法院認為在本案之情形，被告對原告所為不受歡迎之性騷擾行為，即屬對原告身體權之侵害，使原告在精神上感到侮蔑與輕視，則原告依據民法第一九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，訴請被告賠償非財產上之損害，應屬於法有據。此外，法院還認為由於兩造社經地位之不對等，而被告尚曾對原告提出誹謗之告訴，使其難免訟累，且並未向原告就此性騷擾事件道歉，因此，法院在審酌兩造之身分、地位、資力及原告受害情形後，判決被告應賠償原告新台幣十萬元之非財產上損害，而非其所請求之四十萬元。
　　最後，有關原告請求被告賠償財產上損害新台幣十萬元部分，法院則是做出全部駁回其訴之判決。根據法院之見解，原告服務之公司既訂有前述之「獎金暨績效考核辦法」及「從業人員工作手則」等工作規則，足見對員工此類事項相當重視，原告自應予以確實遵循，而根據被告所提出之原告業績報告及出勤記錄觀之，原告之業績確未能達該公司所訂標準，且亦確有未遵守該公司有關出勤規定之情事。雖然原告在本案中指稱其業績下降及出勤狀況不佳，是由於被告性騷擾行為之故，但法院卻認為原告就所述健康不良之症狀，並未提出診斷證明書，因此並未能舉證以文其說，而在有關出勤情況部分，也並無證據足以認定與性騷擾行為有相當因果係存在。至於原告宣稱在前述性騷擾事件後，被告尚曾多次邀約外出，而在遭其拒絕後，乃憤而報復將其解僱之說法，法院方以原告對此類邀約並未能舉證，而加以駁斥。此外，法院認為該公司是一法人組織形態之股份有限公司，在該公司人評會做出解僱決議時，被告雖是該會成員之一，但尚非其一人即可做成這類決定，而原告亦確有業績未達標準及出勤狀況不佳之事實，故認定該公司所做解僱之事有其根據，從而，原告訴請被告賠償其因解僱所受財產上新臺幣十萬元，即屬無據而應駁回。

資料來源:行政院勞工委員會